当时的法令刑罚一天比一天残酷,群臣上下人人自危,想反叛的人很多。二世又建造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赋税越来越重,兵役劳役没完没了。于是从楚地征来戍边的士卒陈胜、吴广等人就起来造反,起兵于崤山以东,英雄豪杰蜂拥而起,自立为侯王,反叛秦朝,他们的军队一直攻到鸿门才退去。李斯多次想找机会进谏,但二世不允许。二世反倒责备李斯说:“我有个看法,是从韩非子那里听来的,他说‘尧统治天下,殿堂只不过三尺高,柞木椽子直接使用而不加砍削,茅草做屋顶而不加修剪,即使是旅店中住宿的条件也不会比这更艰苦的了。冬天穿鹿皮袄,夏天穿麻布衣,粗米做饭,野菜做汤,用土罐吃饭,用土钵喝水,即使是看门人的生活也不会比这更清寒的了。夏禹凿开龙门,开通大夏水道,又疏通多条河流,曲折地筑起多道堤防,决积水引导入海,大腿上没了白肉,小腿上没了汗毛,手掌脚底都结满了厚茧,面孔漆黑,最终还累死在外,埋葬在会稽山上,即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厉害了’。然而把统治天下看得无上尊贵的人,其目的难道就是想操心费力,住旅店一样的宿舍,吃看门人吃的食物,干奴隶干的活计吗?这些事都是才能低下的人才努力去干的,并非贤明的人所从事的。那些贤明的人统治天下的时候,只是把天下的一切都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这正是把统治天下看得无上尊贵的原因所在。人们所说的贤明之人,一定能安定天下、治理万民,倘若连给自己捞好处都不会,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所以我才想姿心广欲,永远享有天下而没有祸害。这该怎么办呢?”李斯的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群起造反的吴广等人向西攻占地盘,任意往来,李由不能阻止。章邯在击败并驱逐了吴广等人的军队之后,派到三川去调查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并责备李斯身居三公之位,为何让盗贼猖狂到这种地步。李斯很是害怕,又把爵位俸禄看得很重,不知如何是好,就曲意阿顺二世的心意,想求得宽容,便上书回答二世说:
贤明的君主,必将是能够全面掌握为君之道,又对下行使督责的统治术的君主。对下严加督责,则臣子们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这样,君主和臣子的职分一经确定,上下关系的准则也明确了,那么天下不论是有才德的还是没有才德的,都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才能专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约束,能享尽达到极致的乐趣。贤明的君主啊,又怎能看不清这一点呢!
所以申不害先生说:“占有天下要是还不懂得纵情姿欲,这就叫把天下当成自己的镣铐”这样的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讲不督责臣下,而自己反辛辛苦苦为天下百姓操劳,像尧和禹那样,所以称之为“镣铐”。不能学习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法术,推行督责措施,一心以天下使自己舒服快乐,而只是白白地操心费力,拼命为百姓干事,那就是百姓的奴仆,并不是统治天下的帝王,这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让别人为自己献身,就自己尊贵而别人卑贱;让自己为别人献身,就自己卑贱而别人尊贵。所以献身的人卑贱,接受献身的人尊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贤人,是因为受尊敬的人自己尊贵;之所以讨厌不肖的人,是因为不肖的人自己卑贱。而尧、禹是为天下献身的人,因袭世俗的评价而予以尊重,这也就失去了所以尊贤的用心了,这可说是绝大的错误。说尧、禹把天下当作自己的“镣铐”,不也是很合适的吗?这是不能督责的过错。
所以韩非先生说“慈爱的母亲会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主人家中没有强悍的奴仆”,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能严加惩罚的必然结果。所以商鞅的新法规定,在道路上撒灰的人就要判刑。撒灰于道是轻罪,而加之以刑是重罚。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责轻罪。轻罪尚且严厉督责,何况犯有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因此韩非先生又说:“对几尺绸布,一般人见到就会顺手拿走,百镒美好的黄金,盗跖不会夺取”,并不因为常人贪心严重,几尺绸布价值极高,盗跖利欲淡泊;也不是因为盗跖行为高尚,轻视百镒黄金的重利。原因是一旦夺取,随手就要受刑,所以盗跖不敢夺取白镒黄金;若是不坚决施行刑罚的话,那么一般人也就不会放弃几尺绸布。因此五丈高的城墙,楼季不敢轻易冒犯;泰山高达百仞,而跛脚的牧羊人却敢在上面放牧。难道楼季把攀越五丈高的城墙看得很难,而跛脚的牧羊人登上百仞高的泰山看得很容易吗?这是因为陡峭和平缓,两者形势不同。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久居尊位,长掌大权,独自垄断天下利益,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办法,而是在于他们能够独揽大权,精于督责,对犯法的人一定严加惩处,所以天下人不敢违犯。现在不制订防止犯罪的措施,去仿效慈母养成败家子的做法,那就太不了解前代圣哲的论说了。不能实行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除去给天下当奴仆还能干什么呢?这不是太令人悲伤的事吗!
更何况节俭仁义的人在朝中任职,那荒诞放肆的乐趣就得中止;规劝陈说,高谈道理的臣子在身边干预,放肆无忌的念头就要收敛;烈士死节的行为受到世人的推崇,纵情享受的娱乐就要放弃。所以圣明的君主能排斥这三种人,而独掌统治大权以驾驭言听计从的臣子,建立严明的法制,所以自身尊贵而权势威重。所有的贤明君主,都能拂逆世风、扭转民俗,废弃他所厌恶的,树立他所喜欢的,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才有尊贵的威势,在他死后才有贤明的谥号。正因为这样,贤明的君主才集权专制,使权力不落入臣下手中,然后才能斩断仁义之路,堵住游说之口,困厄烈士的死节行为,闭目塞听,任凭自己独断专行,这样在外就不致被仁义节烈之士的行为所动摇,在内也不会被劝谏争论所迷惑。因此才能卓荦独行逞其为所欲为的心志,而没有人敢反抗。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了解了申不害、韩非的统治术,学会了商鞅的法制。法制和统治术都学好而明了了,天下还会大乱,这样的事我还没听说过。所以,有人说:“帝王的统治术是简约易行的。”只有贤明君主才能这么做。像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实行了督责,臣下才能没有离异之心,天下才能安定,天下安定才能有君主的尊严,君主有了尊严才能使督责严格执行,督责严格执行后君主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满足之后国家才能富强,国家富强了君主才能享受得更多。所以督责之术一确立,君主就任何欲望都能满足了。群臣百姓想补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图谋造反?像这样,就可以说是掌握了帝王的统治术,也可以说了解了驾驭群臣的方法。即使申不害、韩非复生,也不能超过了。
这封答书上奏之后,二世看了非常高兴。于是更加严厉地实行督责,向百姓收税越多越是贤明的官吏。二世说:“像这样才可称得上善于督责了。”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犯人,在街市上每天都堆积着刚杀死的人的尸体,而且杀人越多的越是忠臣。二世说:“像这样才可称得上实行督责了。”
李斯之对二世曰:“明主灭仁义之涂,绝谏争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尽古今概贤不肖,无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呜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尝学于荀卿氏矣,亦尝与始皇谋天下而天下并矣。岂其飞廉、恶来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忌,斯之心其固以为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即始皇之骄悖,能受此言而不谴乎?斯抑谓天下后世之不以己为戎首而无所恤乎?无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
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亦何必于失也。前所以自进者非其道,继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后所以自保者非其术,退所以自置者无其方,则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无畏无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无必死之涂,而亦无可几幸之得。正志于早而后无所迫,则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图度于正,迨其后失有形、死有机,虽欲不为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东门之欢,肺肝先已自裂。斯岂果无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坚冰至。”辨人于早,不若自辨于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