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耳根随着项羽和其他诸侯进入关中。汉元年(前206)二月,项羽封诸侯为王,张耳向来交游很广,很多人替他说好话,项羽平常也听说张耳有才能,于是分割赵国的土地封张耳做常山王,设立信都,并把信都改名为襄国。
陈馀旧有的宾客中很多人规劝项羽说:“陈馀、张耳同样对赵国有功。”可是项羽因为他不随从入关,又听说他在南皮,就把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他,把赵王歇迁都代县,改封为代王。
张耳到他的封国去,陈馀更加恼怒,说:“张耳和我功劳相等,张耳封王,只有我封侯,这是项羽不公平。”待到齐王田荣背叛楚国,陈馀便派夏说去游说田荣道:“项羽作为天下的主宰,却不公平,把好地方都分封给将军们去称王,把原来称王的都迁到坏地方,如今,把赵王迁居代县!希望大王借给我军队,以南皮作为您遮挡防卫的屏障。”田荣打算在赵国树立党羽用以反对楚国,就派遣了军队听从陈余的指挥。因此,陈馀调动了所属三个县的全部军队袭击常山王张耳。张耳败逃,想到各诸侯之中没有可以投奔的,说:“汉王虽然和我有老交情,可是项羽的势力强大,又是他分封的我,我想投奔楚国。”甘公说:“汉王入关,五星会聚于井宿天区。井宿天区是秦国的分星。先到的,一定功成霸业。即使现在楚国强大,今后一定归属于汉。”所以,张耳决定奔流。汉王也回师平定了三秦,正在废丘围攻章邯的军队。张耳晋见汉王,汉王以优厚的礼遇接待了他。
陈馀打败张耳以后,全部收复了赵国的土地,把赵王从代县接回来,又做了赵国的国君,赵王对陈馀感恩戴德,分封陈余为代王。陈馀因为赵王软弱,国内局势刚刚稳定,不到封国去,留下来辅佐赵王,而派夏说以国相的身份驻守代国。
汉二年(前205),汉王向东进击楚国,派使者通知赵国,要和赵国共同伐楚。陈馀说:“只要汉王杀掉张耳,赵国就从命。”于是汉王找到一个和张耳长得相像的人斩首,派人拿着人头送给陈馀。陈馀才发兵助汉。汉王在彭城以西打了败仗,陈馀又觉察到张耳没死,就背叛了汉王。
汉三年,韩信平定魏地不久,就派张耳和韩信打破了赵国的井陉,在泜水河畔杀死了陈馀,在襄国追杀了赵王歇。汉封张耳为赵王。汉五年,张耳逝世,谥号叫景王。张耳的儿子张敖接续他父亲做了赵王,汉高祖的大女儿鲁元公主嫁给赵王敖做王后。
汉七年(前200),高祖从平城经过赵国,赵王脱去外衣,戴上袖套,从早到晚亲自侍奉饮食,态度很谦卑,颇有子婿的礼节。高祖却席地而坐,像簸箕一样,伸开两只脚责骂,对他非常傲慢。赵国国相贯高、赵午等人都已六十多岁了,原是张耳的宾客,他们的性格生平豪爽、易于冲动,就愤怒地说:“我们的国王是懦弱的国王啊!”就规劝赵王说:“当初天下豪杰并起,有才能的先立为王。如今您侍奉高祖那么恭敬,而高祖对您却粗暴无礼,请让我们替您杀掉他!”张敖听了,便把手指咬出血来,说:“你们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况且先父亡了国,是依赖高祖才能够复国,恩德泽及子孙,所有一丝一毫都是高祖出的力啊,希望你们不要再开口。”贯高、赵午等十多人都相互议论说:“都是我们的不对。我们的王有仁厚长者的风范,不肯背负恩德。况且我们的原则是不受侮辱,如今怨恨高祖侮辱我王,所以要杀掉他,为什么要玷污了我们的王呢?假使事情成功了,功劳归王所有,失败了,我们自己承担罪责!”
汉八年,皇上从东垣回来,路过赵国,贯高等人在柏人县馆舍的夹壁墙中隐藏武士,想要拦截杀死他,放到隐蔽的地方。皇上经过那里想要留宿,心有所动,就问道:“这个县的名称叫什么?”回答说:“柏人。”“柏人,是被别人迫害啊!”没有留宿就离开了。
汉九年,贯高的仇人知道他的计谋,就向皇上秘密报告贯高谋反。于是把赵王、贯高等人同时逮捕,十多人都要争相刎颈自杀,只有贯高愤怒地骂道:“谁让你们自杀?如今这事,大王确实没有参与,却要一块逮捕;你们都死了,谁替大王辩白没有反叛的意思呢!”于是被囚禁在栅栏密布而又坚固的囚车里和赵王一起押送到长安。审判张敖的罪行。皇上向赵国发布文告说群臣和宾客有追随赵王的全部灭族。贯高和宾客孟舒等十多人,都自己剃掉头发,用铁圈锁住脖子,装作赵王的家奴跟着赵王来京。贯高一到,出庭受审,说:“只有我们这些人参与了,赵王确实不知。”官吏审讯,严刑鞭打几十下,用烧红的铁条去刺,身上没有一处是完好的,但始终再没说话。吕后几次说张敖因为鲁元公主的缘故,不会有这种事,皇上愤怒地说:“若是让张敖占据了天下,难道还会考虑你的女儿吗!”不听吕后的劝告。廷尉把审理贯高的情形和供词报告皇上,皇上说:“真是壮士啊!谁了解他,通过私情问问他。”中大夫泄公说:“我和他是同乡,一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为赵国树名立义、不肯背弃承诺的人。”皇上派泄公拿着符节到舆床前问他。贯高仰起头看看说:“是泄公吗?”泄公慰问、寒暄,像平常一样和他交谈,问张敖到底有没有参与这个计谋。贯高说:“人的感情,有谁不爱他的父亲妻子呢?如今我三族都因为这件事已被判处死罪,难道会用我亲人的性命去换赵王吗!但是赵王确实没反,只有我们这些人参与了。”他详细地说出了所以要谋杀皇上的本意,和赵王不知内情的情状。于是泄公进宫,把了解的情况详细地做了报告,皇上便赦免了赵王。
皇上赞赏贯高是讲信义的人,就派泄公把赦免赵王的事告诉他,说:“赵王已从囚禁中释放出来。”因此也赦免贯高。贯高喜悦地说:“我们赵王确实被释放了吗?”泄公说:“是。”泄公又说:“皇上称赞您,所以赦免了您。”贯高说:“我被打得体无完肤而不死的原因,是为了辩白张敖王确实没有谋反,如今张王已被释放,我的责任已得到补救,死了也不遗憾啦。况且为人臣子有了篡杀的名声,还有什么脸面再侍奉皇上呢!纵然是皇上不杀我,我的内心不惭愧吗?”于是仰起头来卡断咽喉而死。就在这时,他已经在天下闻名了。
张敖被释放不久,以娶鲁元公主的缘故,被封为宣平侯。于是,皇上称赞张敖的宾客,凡是以钳奴身份跟随张王入关的,没有不做到诸侯、卿相、郡守的。一直到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时,张王宾客的子孙们都做到二千石俸禄的高官。张敖,在高后六年(前182)逝世。张敖的儿子张偃被封为鲁元王。又因张偃的母亲是吕后女儿的缘故,吕后封他做鲁元王。元王弱,兄弟小,就分封张敖其他姬妾生的两个儿子:张寿为乐昌侯,张侈为信都侯。高后逝世后,吕氏族人为非作歹,不走正道,被大臣们诛杀了,而且废掉了鲁元王以及乐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后,又分封原来鲁元王张偃为南宫侯,延续张氏的后代。
太史公说:张耳、陈馀在社会传说中都是贤能的人;他们的宾客奴仆,没有不是天下的英雄豪杰,在所居国,没有不取得卿相地位的。然而,当初张耳、陈馀贫贱不得志时,彼此信任,誓同生死,难道不是义无反顾的吗?等他们有了地盘,争权夺利的时候,最终还是相互残杀,恨不是把对方消灭。为什么以前是那样真诚地相互倾慕、信任,而后来又相互背叛,彼此的态度是那样的乖张、暴戾呢?难道不是为了权势、利害相互交往吗?虽然他们的名誉高、宾客多,而他们的作为恐怕和吴太伯、延陵季子相比,就大相径庭了。
贯高事,可删去。
张耳入关中,甘公言,应查。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有了较广泛的发展和进步。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畴人”系指世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家。当时各诸国出于各自农业生产和星占等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记录和研究。据《晋书天文志》载:“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摆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着天文,各论图验(各国的这些掌握天文的官员,根据天象的变化对统治者提出解释)。”这种百家并立的情况对天象的观测以及行星恒星知识的提高,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诸家之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夫两家。他们属同一时期的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夫著《天文》八卷,后世又称为《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合称《甘石星经》。
甘德勤于对天空中的恒星作长期细致的观测,他和石申夫等人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法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集团,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夫和巫咸三家的星位图表,得到我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属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星宿在内)。由此可见甘德在全天恒星区划命名方面的工作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有迹象表明,甘德还曾对若乾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的测量,可惜其成果后来大多散佚了。
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和制定历法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很早开始观测天象,并用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了。
甘德,战国时齐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卫三的最早发现者。他著有《天文星占》8卷、《岁星经》等。后人把他与石申各自写出的天文学著作结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多已失传,仅有部分文字为《唐开元占经》等典籍引录,从中可以窥知甘德在恒星区划命名、行星观测与研究等方面有所贡献。
甘德还以占星家闻名,是在当时和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甘氏占星流派的创始人,他的天文学贡献同其占星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张耳之国,陈馀愈益怒,曰:「张耳与馀功等也,今张耳王,馀独侯,此项羽不平。」及齐王田荣畔楚,陈馀乃使夏说说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今赵王乃居代!愿王假臣兵,请以南皮为捍蔽。」田荣欲树党于赵以反楚,乃遣兵从陈馀。陈馀因悉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曰:「汉王与我有旧故,而项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彊,后必属汉。」故耳走汉。汉王亦还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张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对“五星聚合”天象的观测,投入了特殊的感情,期待这一天象奇观的出现,期冀大吉、大利之兆示;古代封建帝王也藉此自诩得“天命”而使王朝合法化。在刘邦攻入秦地咸阳的第二年五月,确实出现过一次五大行星聚会天象,这一现象受到了汉王朝和儒生们的高度重视;将“汉之兴”附会于“五星聚会”天象的出现;“汉之兴,五星聚东井”也就成为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汉朝人和汉代社会的重要思想观念。将期图大吉、大利思想和理念的社会化、世俗化、艺术化,“五星”织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星纹和象征祥瑞的云气纹以及鸵鸟、仙鹤、狮虎纹,辟邪纹等祥瑞动物纹样的和谐聚汇,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