阪泉之战

阪泉之战，是黄帝征服中原各族的过程中，黄帝与炎帝两部落联盟在阪泉进行的一次战争。阪泉之战对开启中华文明史、实现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统一有重要意义。阪泉之战发生在华夏集团活动地域的东半部，较靠近东夷集团分布区，保存传说最多的是冀西北的涿鹿。

阪泉之战曾见载于春秋时期的史籍中。公元前636年由于内乱，周王出奔于郑国，次年狐偃建议晋文公“求诸侯，莫如勤王”。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后来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收集民间传说并进行实地考察，参证文献记载写成《史记·五帝本纪》，复原了阪泉之战的历史过程。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由此可知阪泉之战发生于神农氏时代之末，由原始农业的发明所开创的全盛时期氏族制度早已走向衰落，为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战争日益增多，给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威胁，社会分化日益加剧，氏族制度的习惯法对于调节社会矛盾已显得无能为力了。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战争，旨先是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结成联盟，进而又结成范围更大的联合体，武力强大的黄帝部落用暴力征服不顺从者，根据“以力为雄”的原则，成为享有很高威信的“酋豪”，很多较弱小的部落纷纷投靠，以求得保护。然而活动地区相近的炎帝部落也在四方征讨，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样想占有雄者的地位，为此，两强相遇，黄帝、炎帝间终于发生了阪泉之战。　　　　

这是华夏集团内部两个同源共祖的远缘亲属部落间的一场争雄的战争。因为据《国语·晋语四》记载，在口耳相传的谱系中，他们的先祖都是从与有峤氏互为婚姻集团的少典氏分裂出的女儿氏族，一个发祥于姬水，当即古漆水，发源于今陕西麟游西偏北的杜林，于今武功入渭。以姬水成者，即姬氏族，另一个发祥于姜水，在今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一带，今宝鸡尚有清姜河，以姜水成者，即姜氏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古氏族日益繁荣、昌盛，分裂出很多女儿氏族，发展成很多部落，除了留在祖居之地的以外也有不少支系四外发展，开辟新的生存空间。距今五千年前登上历史舞台的黄帝和炎帝，就是东向发展，到达今河北、河南的姬、姜两古族的后裔。　　　　

 黄帝，姬姓，传说他都有熊，即今河南新郑，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炎帝，姜姓，是发祥于姜水的那支古族后裔。不过由于两汉之际，曾对传说时代的古史系统进行了一次大整理，此后记载中多见“炎帝神农氏”的用语，因此长久以来，对阪泉之战与黄帝对阵的一方究竟是谁，曾有不少歧义。传统的说法是黄帝与“炎帝神农氏”作战，因此近人提出这场大战应是“炎黄之战”，在北京延庆阪泉村建“炎黄联合纪念碑”，这实为历史的误会。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看，西汉以前的传说中，炎帝与神农氏本不是一个人，如《五帝本纪》载阪泉之战经过，说因神农氏世衰，对诸侯间相侵伐“弗能征”，黄帝、炎帝才代之而起，互相争战。清代学者崔述注意到，“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后文言征伐，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可知与黄帝战者自为炎帝，与神农无涉；其后又有“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此处又不言炎帝，可知帝于黄帝之前者是神农，与炎帝无涉。此后一些学者进而考证了“炎帝神农氏”这一用语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将阪泉之战的黄帝、炎帝称之为“黄炎”早在战国典籍上就已流行了，而“炎黄”一语的出现较晚，代表了与“黄炎”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阪泉之战是黄炎之间的战争，不能称“炎黄之战”。还有研究者认为黄帝、炎帝既然同源共祖，姬、姜两姓又世为婚姻，因而不应自相火并，阪泉之战与黄帝对阵的不是炎帝，而是伐灭了炎帝并袭用其名的蚩尤，或说阪泉之战就是涿鹿之战在传说中的分化，讹传。　　　　

然而，黄帝、炎帝虽是远缘亲属部落，但阪泉之战时，距两部落先祖从同一母氏族中分裂出来，又沿不同路线东渐之时已很遥远了，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发展已瓦解了血缘亲属同生共死的古老团结，形成“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的新观念，那么这种远缘亲属部落间的争雄战争应是在所难免的。而且这时的部落很多，战争也很多，有大量的考古发现为证，口耳相传的历史，在流传过程中既会有分化，也会有综合，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的某些记载即使有相通之处，也不能论定就是一场战争。　　　　

阪泉之战的地点，《中国军事通史》认为学术界尚未有定论，由于黄帝、炎帝是华夏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黄帝后来又被尊为中华民族共祖，他的业缋广泛流传，他的后裔更把这些英雄的故事连同祖居地的山名、水名、地名起迁徙到四面八方的新居地。根据地名的考订，多认为与涿鹿之战的发生地相距不很远，所以关于阪泉之战和琢鹿之战的地点主要有在河北中部的“直隶保定说”；河北南部的“巨鹿说”；河北西北部的“涿鹿说”或其附近的“延庆说”，以及在江苏徐州的“彭城说”等。联系稍后发生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发生在华夏集团活动地域的东半部，较靠近东夷集团分布区的推断可能较接近史实。　　　　

不过在以上各个地点，保存传说最多的却是冀西北的涿鹿，此外还有北京延庆县。从涿鹿、保安、怀来以至延庆，都处于冀西北的山间盆地中，这是由桑干河、洋河冲积而成的宽谷，有适宜锄耕农业的宽阔谷地，附近还有可以狩猎的山林，联系有关传说阪泉之战可能就发生在这种有山、有泉、有平畴沃野的地理环境。炎帝后来所以和神农氏合并，是因为这一古族的经济生活中农业占较大比重，必生活在适宜农耕的地区，而黄帝族包括熊罴貔貅等长于狩猎的氏族，居地附近必有山林。但是有人认为黄帝属于游牧民族之说却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距今5000年前游牧民族尚未形成，除了所处于攫取经济阶段的采集狩猎民族外，一般处于农业、畜养业、渔猎、采集等多种经济互相补充，但有所侧重的阶段。从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的记载看，黄帝族不仅从事原始农业，而且为了进行阪泉之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为了增强武力，将强悍的熊罴等六氏族有战斗力的人员编成氏族武装，精心教练，更进一步争取同盟者，作了充分准备后才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由于参战的两个部落都有很强的实力，战争的规模颇为壮观。汉代贾谊《新书》云：“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吕氏春秋·荡兵》也记述云：“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列子·黄帝》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大戴礼·五帝德》则云：“（黄帝）与赤帝（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为了取得这次战争胜利，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他们不仅调动了本部落的全部力量，而且也联合了其他部落作为盟军，在这方面黄帝表现得更为出色。文献中所记述的熊、罴、豹、貙、虎和雕、鶡、鹰、鸢并非猛兽飞禽，而是各部落图腾的名称。大规模的战役一共三次，厮杀地非常激烈。　　　　

开战后，黄帝率领“熊、罴、狼、豹、貙、虎”六部军队在阪泉之野与炎帝摆开战场，六部军队各持自己的崇拜物为标志的大旗，黄帝作为六部统帅也持一面类似“大纛”之旗，列开了阵势。首先，炎帝在黄帝没有防范的情况下，先发制人，以火围攻，使得轩辕城外经常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应龙用水熄灭火焰，黄帝帅兵将炎帝赶回阪泉之谷，嘱手下士兵只和炎帝斗智斗勇，不伤其性命。在阪泉河谷中，竖起七面大旗，摆开了星斗七旗战法。炎帝火战失利后，面对星斗七旗战法，无计可使，一败涂地，躲回营内不敢挑衅。黄帝仰慕炎帝的医药和农耕技术，决心与他携手创建文明国家。他在炎帝营外摆阵练兵，千变万化的阵法层出不穷，星斗七旗阵，让炎帝的士兵看的眼花缭乱，在长达三年多的操练中，使各部的战斗力逐渐增强，而炎帝利用崖头作屏障，只能观望阵势。然而，黄帝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内，一边以星斗七旗战法练兵做掩护，一边派人兵日夜掘进，早将洞穴挖到炎帝营的后方。忽一日，黄帝兵将突然窜出，偷袭了炎帝阵营，活捉了炎帝。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说中没有残酷杀戮的记忆，和涿鹿之战、伐三苗的战争有很大区别，这或与黄帝、炎帝属于远缘亲属部落有关。　　　　

黄帝在这场战争中，经“三战然后得其志”，阪泉之战以后，黄帝、炎帝连同分别从属于他们的一些部落结成联盟，形成了超越亲属部落联盟的新型联合体的雏形，确立黄帝的领导地位，拉开了英雄时代的帷幕。而炎帝败得心服口服，甘愿称臣，发誓不再与黄帝抗衡。阪泉之战促使中国政治制度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