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悼公兴复霸业之战

    春秋中晚期，中原诸侯盟主晋厉公屡屡失信于诸侯，最终被杀，晋国衰微。十三年春，晋悼公继位后，即致力于重振晋国霸业。他重用贤才，富国强兵。楚共王乘晋君新立之机，攻宋挑起战乱。宋国遣使赴晋求援，晋臣韩厥认为晋发兵救宋，以取威诸侯，重振霸业。悼公从之。此后，国势复振的晋国开始展开一系列的外交会盟与武力进攻。

    春秋中晚期，中原诸侯盟主晋厉公屡屡失信于诸侯，致使中原各国多怀叛逆之心。当时，晋国栾氏、郤氏、中行氏三个卿族的势力日益膨胀，逼迫国君，晋因此陷入内忧外患之境，其霸业亦随之呈现中衰现象。周简王元年(前585年)，晋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西)。晋厉公为加强君权，企图铲除各强族，改用亲信执政。在击败强敌楚军(参见鄢陵之战)后，晋厉公乘卿大夫互争之机，杀郤氏三卿，并尽灭其族。栾氏及中行氏恐祸及身，遂弑厉公。十三年春，年仅14岁却颇具雄才谋略的晋悼公继位后，即致力于重振晋国霸业。他重用有才干的吕相、士鲂、魏颉、赵武等人，制定了诸如整顿内政，救济灾患，薄赋宽刑，用民以时及严格训练军队等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法律、法令，并努力贯彻实施，颇见成效。晋霸业中衰之时，晋之宿敌楚国乘机从晋手中夺取了对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国及南部的陈、蔡等国的控制权。十二年，楚又发兵攻灭其东方小国舒庸(参见楚灭庸之战)。晋悼公元年(即周简王十三年)六月，楚共王乘晋君新立之机，发兵会同郑军攻占晋之与国宋国的东部要邑彭城，藉以压迫宋国，并企图以此截断晋、吴两国的联络。同年冬，发兵收复彭城未果又遭受楚大兵压境威胁的宋国遣使赴晋求援。晋主政卿士韩厥认为晋应针锋相对，发兵救宋，以取威诸侯，重振霸业。悼公从之。此后，国势复振的晋国开始展开一系列的外交会盟与武力进攻。

晋悼公复霸的方略主要是保宋、和戎、联吴及疲敌战法。鉴于中原南部、中部地区已先后被楚国控制，只有地处中原东部及北部的宋、卫两国依然听命于晋。而宋国襟带河、济，屏蔽淮泗，地势开阔，若落入楚国之手，其可直趋曹、卫，进逼齐、鲁，钳击晋国。故悼公将宋作为其与楚抗争的重要据点而予以格外重视。为此，晋于周简王十四年春率诸侯之师收复彭城。同年五月，晋再率诸侯之师进攻郑、楚、陈三国，以取威诸侯。次年冬，晋乘郑成公新丧，率齐、鲁、宋、卫、曹等国之师在靠近郑西北边境的战略要地虎牢筑城，迫使郑复归入晋控制之下。晋悼公四年(即周灵王二年，前570年)夏，晋悼公偕同周卿士单子与齐、鲁、卫、郑、宋、陈、邾等国之君盟于卫邑鸡泽。悼公的霸主地位重新得到确认。为扩大成果，周灵王三年冬，晋悼公采纳大夫魏绛“和戎”的建议，首先与晋东北方的山戎无终国修好，继而善待诸戎，这既解除了晋后顾之忧，又可集中兵力对付强楚。同时，为进一步牵制、削弱楚国，悼公坚持晋景公时“联吴制楚”的战略，继续与吴国交好，并于周灵王九年夏派兵会同诸侯军队攻灭在地理上阻碍晋、吴两国交往的夷族小国逼阳(参见逼阳之战)。楚慑于晋势正盛，不敢与其轻易决战，故在与晋争夺对宋、郑、陈等国控制权的过程中，采取了晋来则退，晋去则进的策略。为此，晋于悼公十年(即周灵王八年)冬，在以武力服郑后，依照卿士荀罃的建议，将晋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上、下、新三军，每军均配合一定的诸侯军队，轮番南下作战，要求速进速退，不求取胜，旨在疲劳楚军。同时，为配合疲敌战略的实施，晋大力推行魏绛提出的减轻劳役、改革经济的建议，出现了“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例，亦无贫民”的富强局面。随后，晋于悼公十一年、十二年利用其较楚近于郑的有利条件，三度发兵会同诸侯之师攻打叛服无常的郑国，使楚军为救郑而疲于奔命。在此过程中，晋始终掌握着战局的主动权，史载“晋三驾而楚不能争”。周灵王十年九月，晋悼公亲率诸侯联军攻郑。楚无力救援。郑从此诚心归服晋国，此后二十余年间不再叛晋。楚亦无力再与晋争夺郑、宋。十四年十—月，晋悼公卒，其复兴晋国霸业之举亦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