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争霸战争

晋楚争霸战争，是指在春秋中期，晋、楚两国为争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进行的战争。因两国实力都很强大，谁也制服不了谁，最终晋、楚均未能独自控制中原各国，战争以两强并霸中原而告终。其主要战役有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并称晋楚三大战役。

晋楚争霸战争发生在周襄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公元前636年—前632年)，在这为夺取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中，晋文公占据了主动。

春秋中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内乱失去继续称霸的实力。中原诸侯亦随之陷入群龙无首之境。实力强大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相继控制了郑、陈、随、鲁、蔡、曹、卫、许等中小诸侯国，并击败企图称霸的宋国，大有入主中原之势(参见泓水之战)。当时，除楚国外，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和北方的晋国是几个实力较强的国家。但齐已无争霸之力；而秦偏处西陲，方致力于向西拓展势力，无暇它顾。因此，只有晋国能担当起阻止楚国称霸中原的重任。晋历经晋武公父子的苦心经营，兼并了今山西中、南部诸国，扩充了实力，又占据了今陕、晋、豫之间的三角地带，从而走出封闭的地域，奠定了参与中原政治、军事活动的基础。十七年，流亡在外19年．备尝险阻艰辛的晋公子重耳归国继位，结束了群公子争位的混乱局面(参见晋重耳争位之战)。

晋文公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先轸等人，确立了对内修明政治、富国强兵，对外尊崇王室、联络齐秦、抑制荆楚的争霸方针。为此，晋文公改变世卿制，设立由国君任命卿士的制度，广招贤能之上，削弱公族权力，开农田，兴水利，轻赋敛，奖农商，使晋出现厂“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十八年春，晋文公亲自领兵勤王，平定周王子带之乱(参见晋平周王子带之乱)，使晋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并因此从周襄王那里得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阳樊、温、原、攒茅四邑。同年秋，晋发兵南下助秦攻打楚之附庸鄀国，借以对秦表示友好，并诱导其南下抗楚，可谓一举两得。对于东方的齐国，因晋、齐之间有楚之与国卫国相隔，故仅可在政治上相互呼应。晋之迅速崛起，使宋国于十九年秋叛楚从晋，致使晋、楚两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楚庄王于二十年冬亲率楚、郑、蔡、许等国联军围攻宋都商丘，企图征服宋国，进而定霸中原。宋成公遣使赴晋求援。晋文公听从大臣建议，决定以此为契机，打击楚国的势力，独霸中原。为此，晋文公将二军扩建为三军，选拔良将，积极备战。

自二十一年初至同年四月，晋文公亲率晋军运用联齐、秦，和曹、卫的外交策略及避敌锋芒、诱其深入的后发制人战略，在城濮决战中重创楚军，取得争霸中原的决定性胜利(参见城濮之战)。五月，晋文公召集齐、宋、鲁、蔡、郑、卫、莒、陈等国之君在郑国践土邑(今河南原阳西南)举行盟会。周襄王亦亲莅践士劳师，册封晋文公为侯伯，统御诸侯。

此战，晋文公知人善任、广招贤士并作做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之策。并且听从大臣建议，善抓战机，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势力，独霸中原。至此，晋文公在继位四年后，终于登上中原霸主的宝座。楚国的势力被迫暂时退回淮水以南地区。

楚国、晋国分别位于中原地区南北，各自侧后均有一些较为落后的部族和小国，具有广阔的开拓地域。楚国在西周时已扩展至越章(大别山南、长江以北地区)及鄂(今湖北鄂城)。鄂位于长江中游，铜矿资源丰富，是楚国东方战略要地和重要的兵工基地。春秋初期的楚国，实力不断增强，楚君熊通自尊为王(楚庄王)。至成王时(公元前671—前626年)，国都由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迁郢(今湖北江陵，一说在今湖北宜城东南)，已占有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吞并了权、罗、卢、占、邓、申、息等小国。当楚国北向中原扩展时，受到中原霸主齐桓公之遏制。因双方均无必胜把握，遂订立召陵之盟，各自退兵。楚北上受阻，遂转向东方，相继吞并了弦、黄、英等小国。齐桓公死后，齐霸业衰落。楚再度向中原扩展势力。此时，宋襄公亦企图继齐称霸，但在泓(今河南拓城西北)被楚击败(参见泓水之战)。于是，中原各国相继附楚。未屈从者，仅东方之齐、西方之秦及北方之晋。晋国位于今山西南部，春秋初期因公族内争，发展不大。至曲沃武公时统一全晋。其子献公继位后，扩一军为二军，开始向外扩展，先后击灭、征服霍、魏、耿、虢、虞等小国，成为北方强国。晋文公执政后，扩二军为三军，并因平王子带之乱有功，获得黄河北岸战略要地南阳(今河南沁阳以南温县、孟县地区)，建立了晋南下扩张的基地。

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宋。晋文公于次年率军援宋，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军，遏止了楚军北进势头，并使部分小国叛楚附晋。晋文公被周王封为侯伯，成为中原霸主(参见晋文公图霸中原之战)。楚虽在城濮之战中严重受挫，但其元气未伤，实力犹存，仍为南方霸主。二十五年，晋在崤山(今河南陕县东南)设伏，全歼越晋境灭滑回国的秦军(参见崤之战)，导致秦、晋联盟破裂。楚乘机与秦、巴结盟，在秦支持下击灭庸国，慑服百濮，巩固了其左翼；同时乘晋忙于对秦作战，无力南顾之机，东向击灭江、六、蓼及舒蓼等各国，“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并与吴、越结盟，巩固了其右翼。此后，楚再向中原扩展势力，相继进攻宋、郑、陈等国。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围郑，晋来援，双方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楚军获胜(参见邲之战)。此战，晋虽未受到严重削弱，但因连年与秦作战，其北部又不断遭受狄族袭扰，致使其在以后相当时期内无力控制中原各国。于是，楚又在与晋的较量中略占上风。晋为解除后顾之忧，邺之战后，东进击灭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诸狄，将疆土扩展至太行山以东黄河北岸，并以武力迫使齐国结盟，巩固了其左翼。同时，晋采取联吴制楚战略，派申公巫臣至吴通好，并传授其车战战法，怂恿其攻楚。周简王八年(前578年)，晋集中兵力，并联合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国攻秦，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北)大败秦军，使秦暂时无力东进。十一年，晋军攻郑时与援郑楚军遭遇，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重创楚军(参见鄢陵之战)，从而又占据了中原争霸战争中的优势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国发生权力之争，内耗严重，国力急剧下降。经晋悼公整治，有所好转，但与楚相比，优势并不十分明显。晋针对楚距中原较远之弱点，实施“三驾”(三次起兵)战法，即采用将晋四军编为三个作战单元，轮流与楚周旋的疲敌战术，企图以此拖垮楚军，不战而胜。周灵王九年至十年(前563—前562年)，晋三次攻郑。第一、二次俟楚军来援时撤回。第三次楚未来援。郑遂与晋结盟，并在较长时间内未再叛晋。此时，晋、楚均已认识到，双方力量均衡，不可能以武力独霸中原。此后十数年间，晋、楚均很少再向中原用兵。楚联秦制晋及晋联吴制楚战略的实施，使晋、楚均处于两面作战的状态。作战重心亦逐渐转移至秦、晋和吴、楚之间。晋、楚两国急于摆脱两面受敌之不利处境，至二十六年(前546年)，在向戌的倡导下，在宋国举行了“弭兵之会”。双方订立盟约规定，除秦、齐两大国外，原依附于晋、楚两强任何一方之小国皆应向另一方朝聘。即中原各国要接受晋、楚两国共同控制。这样，晋楚争霸战争，遂以两强并霸中原而告终。

晋楚争霸中，主要战役有三次：

1、城濮之战。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2、邲之战。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至于楚庄王本人，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位置。

3、鄢陵之战。鄢陵之战，发生于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六月鄢陵地区（今河南鄢陵西南）。是役，晋军善察战机，巧妙指挥，击败同自己争霸中原的老对手——楚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这场战争后，晋、楚两国都逐渐失去以武力争霸中原的强大势头，中原战场开始沉寂下来。

从这层意义上说，鄢陵之战堪称为当时晋楚争霸的最后一幕。

晋楚战争，受西周“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以及“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仁本》)等军事思想的影响，在战争指导上，对实力雄厚之大国，实施有限目标作战；对中等国家，只欲征服，不求消灭；对弱小无助之国，则力求兼并以增强自身实力。致使晋楚争霸均不以寻求对方主力进行决战为手段，而是不断向中间各国进攻。即使两强正面相遇，也尽量避免交战。双方发生直接冲突时亦很少全力以赴。中间各国则采取“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左传·文公十七年》)的方针，楚来附楚，晋来附晋；而在与—方结盟时，又不忘暗中通好于另一方。终致晋、楚均未能独自控制中原各国。此战，晋、楚两国力避两面作战并努力置敌于两面受敌的战略指导，对后世军事学术具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