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的统一功业
项羽出生的这一年（前232年），秦王政已经即位十五年，亲政也已经六年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正在按照他既定的战略，一步一步地完成着统一天下的宏伟事业。要理解项羽后来为什么要”彼可取而代也”，要理解项羽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庞然大物，我们必须先看一眼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
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是秦庄襄王之子。他13岁即位（前247年），因为年幼，国政由相国吕不韦和太后赵姬把持。秦王政九年（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行冠礼亲政，随即平定了嫪毐的叛乱；次年（前237年），罢免吕不韦相国之位，逼其自杀，彻底掌握了秦国大权。
亲政之后，秦王政在李斯、尉缭等人的辅佐下，制定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战略目标，采纳尉缭”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的离间策略，开始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
我们可以用一张年表来清晰地展示秦灭六国的全过程：
年份（公元前） | 秦王政纪年 | 事件
230年 | 十七年 | 秦派内史腾攻韩，俘韩王安，韩亡，置颍川郡
228年 | 十九年 | 秦将王翦破邯郸，俘赵王迁；赵公子嘉奔代，自立为代王
226年 | 二十一年 | 秦将王翦破燕都蓟城，燕王喜徙辽东；李信追斩燕太子丹于衍水
225年 | 二十二年 | 秦将王贲水灌大梁三月，城坏，魏王假降，魏亡
225年 | 二十二年 | 李信、蒙武率二十万大军伐楚，被项燕击败于城父
224年 | 二十三年 | 王翦率六十万大军伐楚，取陈以南至平舆，虏楚王负刍
223年 | 二十四年 | 王翦、蒙武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或战死），楚亡
222年 | 二十五年 | 王贲攻辽东，俘燕王喜；还攻代，俘代王嘉，燕、赵彻底灭亡
221年 | 二十六年 | 王贲从燕南攻齐，齐王建不战而降，齐亡
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到公元前221年灭齐，前后只用了短短十年时间，秦王政就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千古功业。这一年，秦王政39岁，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创造了”皇帝”这个称号，自称”始皇帝”，后世称”秦始皇”。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在此之前，夏商周三代虽然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分封制，天子直接控制的区域有限，诸侯各自为政；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更是诸侯割据、战乱不已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这本身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功业。
为了巩固统一，秦始皇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改革：
• 废分封，行郡县：采纳李斯建议，废除周代分封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郡下设县，郡守、县令由中央直接任免，不得世袭，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
• 统一度量衡：以秦国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便利了经济交流；
• 统一货币：废除六国货币，以黄金为上币，以半两钱为下币，统一货币形制；
• 书同文：以秦国小篆为标准文字（后来又发展出更简便的隶书），统一全国文字，对文化融合和国家统一具有深远意义；
• 车同轨：统一车轨宽度（六尺），修筑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驰道，改善交通；
• 修长城：将秦、赵、燕三国旧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抵御北方匈奴；
• 南征百越：派屠睢、任嚣、赵佗等率军五十万南征岭南，统一今两广、福建及越南北部地区，置南海、桂林、象郡；
• 北击匈奴：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河套地区），置九原郡。
这些措施，很多都是”万世之利”——废分封行郡县的制度被后世沿用了两千多年，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举措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历史长程来看，秦始皇确实是”千古一帝”（李贽语），他的功业是划时代的。
然而，秦始皇的问题在于，他太急于求成了。他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把所有事情都做完——北筑长城用四十余万人，南戍五岭用五十余万人，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用七十余万人，仅此三项就动员了近一百六十万人；再加上修驰道、运粮草、戍边郡等其他徭役，全国每年征发的徭役不下三百万人。而秦统一时全国总人口大约只有两千万左右，除去妇女、老人、儿童，成年男子不过四五百万，这意味着几乎每两个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要服役！这样高强度的徭役征发，远超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
加上秦法严苛、赋税沉重、文化上”焚书坑儒”激起士人阶层的强烈不满、继承人问题上秦始皇迟迟不立太子导致沙丘之变后赵高弄权，这一切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这个看似强大的大一统帝国，其实从建立之日起就埋下了深刻的危机。
二、秦制的本质：法家治国的利与弊
要理解秦为什么能统一六国，又为什么会在统一后短短十五年就灭亡，必须理解秦的制度——也就是法家思想指导下的军国主义体制。
秦国的崛起，始于商鞅变法。秦孝公三年（前359年，一说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开始变法，核心内容包括：
• 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 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宗室没有军功不得属籍，打破了贵族世袭；
• 编制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一家犯法邻里连坐；
• 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
• 推行县制，将全国合并为三十一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 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的本质，是将整个秦国改造为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通过军功爵制，秦国将全体国民纳入战争激励体系——砍下敌人一个甲士的首级，就能获得一级爵位、一顷田、九亩宅基地和一个仆人，斩杀越多，爵位越高，待遇越好。这使得秦军士兵在战场上个个奋勇争先，”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商君书·画策》），秦军也因此被东方六国称为”虎狼之师”。
通过什伍连坐和严刑峻法，秦国对社会实行严密控制，使政府的动员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可以随时征调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争，而不用担心民间的反抗。
通过重农抑商和奖励耕织，秦国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和粮食的充足供应，为长期战争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套法家体制在战国群雄混战的时代是极其有效的——它把秦国变成了一架纯粹为战争而存在的机器，效率远高于其他六国相对松散的贵族政治体制。所以秦国能以一国之力，逐步蚕食、最终吞并六国。
但是，这套体制天然有一个问题：它适合于战争年代，却不适合于和平年代。战争年代有明确的外部敌人，军功爵制有敌国的首级可以砍，严刑峻法有战时的必要性作为借口；一旦天下统一、和平到来，这套体制就失去了它的外部目标，而其内在的高压、残酷、过度动员的毛病就立刻暴露出来。
打天下和坐天下，需要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陆贾后来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可以在马上打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就是这个道理。秦始皇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统一之后没有及时完成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政策转型，而是把战争年代的军国主义体制原封不动地延续到了和平年代，并且变本加厉地使用民力。
秦的法家体制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它把所有的权威都集中于皇帝一人，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完全依赖于皇帝的个人能力和权威。秦始皇本人是一个极其勤政的皇帝——”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他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斤（约合今三十公斤）的竹简公文，不完成定额不休息——在他的强势统治下，国家机器虽然运转艰难，但还能勉强维持；可一旦继任者没有秦始皇那样的能力和威望，整个体系就会立刻崩溃。
不幸的是，秦始皇的继任者秦二世胡亥，恰恰是一个极其昏庸残暴的君主，而他又宠信了一个指鹿为马的奸臣赵高——秦帝国的崩溃，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三、沙丘之变：秦帝国命运的转折点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也就是项羽23岁、在吴中观看秦始皇南巡并说出”彼可取而代也”的这一年，秦始皇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巡的归途中，病倒了。
这次出巡始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所以十月是这一年的第一个月），随行的主要人物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掌管皇帝印玺和机要文书）、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因为多次直谏触怒秦始皇，当时正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监督蒙恬的三十万边防军。
秦始皇的病势越来越重，他自己也意识到大限将至，于是命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让扶苏把军队交给蒙恬，到咸阳主持葬礼（也就是让扶苏回咸阳继位的意思）。诏书已经封好，还没来得及交给使者发出，七月丙寅日，秦始皇就在沙丘平台（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驾崩了，享年50岁。
秦始皇驾崩这一年是公元前210年，距离他统一天下仅仅过去了11年，距离项羽出生过去了22年，距离陈胜起义还有不到一年。
秦始皇之死，是秦帝国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个关键时刻，赵高、李斯、胡亥三人合谋，发动了改变帝国命运的”沙丘之变”。
赵高是个什么人？他是赵国王族的远支，因为母亲犯罪受刑，他兄弟几人都生在隐官（秦代收容刑徒的机构）。但赵高这人很有能力，精通律令，被秦始皇提拔为中车府令，掌管皇帝车马，还教胡亥断案狱法，与胡亥关系极好。赵高曾经犯大罪，蒙恬的弟弟蒙毅依法判他死刑，秦始皇因为他办事机敏赦免了他，还恢复了他的官职——从此赵高与蒙氏家族结下深仇，而蒙恬是扶苏最倚重的大将，这是赵高后来一定要除掉扶苏、蒙恬的重要原因。
赵高是个野心家，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扶苏继位，必然重用蒙恬、蒙毅兄弟，自己不但官位不保，还可能因为旧怨被清算；而如果自己能拥立胡亥继位，自己作为拥立功臣，就能掌握大权。于是他开始秘密活动：
第一步，说服胡亥。 赵高找到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一开始还说：”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亲不封我，我有什么好说的？但赵高反复劝说：”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 胡亥最终被说动了——当皇帝的诱惑，不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能拒绝的。
第二步，说服李斯。 丞相李斯是沙丘之谋的关键人物，没有李斯的配合，赵高和胡亥根本不可能成功。赵高找到李斯，直接摊牌：”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皇帝给扶苏的诏书和印玺都在胡亥那里，立谁为太子就看你我一句话了。
李斯一开始还很坚决：”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 但赵高早把李斯的心理摸透了，他问了李斯五个问题：”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你想想自己的才能、功劳、谋略、天下人的口碑、与扶苏的关系，哪一样比得上蒙恬？李斯沉默良久，承认”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赵高接着说：如果扶苏继位，必然用蒙恬为丞相，你李斯最终不可能带着通侯的印玺告老还乡，这是明摆着的事；而如果我们立胡亥为帝，你就能长保封侯、世世代代称孤道寡。
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法家官僚，他信奉”老鼠哲学”（他年轻时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吃脏东西、见人就跑，粮仓里的老鼠吃粮食、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像老鼠一样，取决于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在个人利益的诱惑和赵高的威胁下，李斯最终妥协了，加入了沙丘阴谋。
第三步，篡改遗诏，赐死扶苏、蒙恬。 三人合谋，诈称李斯在沙丘受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同时伪造了一封给扶苏的诏书，指责扶苏”不孝””无尺寸之功”、”日夜怨望不得罢归为太子”，赐剑自裁；指责蒙恬”知扶苏谋而不匡正”，赐死，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
使者带着诏书到上郡，扶苏接诏后痛哭，就要自杀。蒙恬劝他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 蒙恬的意思是，这很可能是个骗局，应该再请示一下，核实清楚再死也不迟。但扶苏为人仁厚，他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父亲让儿子死，儿子还要请示什么呢？随即自杀。蒙恬不肯死，被使者交给狱官关押在阳周，后来在赵高陷害下被迫服毒自杀。蒙毅也被赵高杀死。
扶苏一死，胡亥就顺利继位为秦二世皇帝，赵高升任郎中令（掌管宫廷宿卫，是皇帝最亲近的高官），李斯虽然保住了丞相之位，但实权逐渐落入赵高手中。沙丘之变，就这样以赵高、胡亥、李斯的胜利告终。
扶苏之死是秦帝国最令人扼腕的事件之一。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为人”仁”（《史记》明确用”仁”字评价他），他多次劝谏秦始皇不要过于严刑峻法、不要焚书坑儒，在士人和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陈胜起义时之所以打出扶苏的旗号，就是因为”百姓多闻其贤”——天下人都认为扶苏本应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如果扶苏继位，很可能会改变秦始皇的高压政策，与民休息，秦帝国也许不会那么快灭亡。
历史不能假设，但沙丘之变确实是秦帝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皇位继承顺序，更重要的是，它把一个昏庸残暴的胡亥和一个阴险毒辣的赵高推上了权力顶峰，秦帝国从此走上了加速崩溃的不归路。
四、秦二世的暴政与赵高的专权
秦二世胡亥继位时只有21岁，他既没有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没有秦始皇的勤政，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所有暴政，却没有继承秦始皇治理国家的能力。在赵高的唆使下，秦二世的统治比秦始皇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残暴。
第一件事，就是残忍地屠杀兄弟姐妹和宗室大臣。 秦二世知道自己的皇位来得不正当，心里发虚，赵高也劝他：”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 为了巩固帝位，在赵高的建议下，秦二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和秦始皇的旧臣展开了血腥屠杀：
• 十二位公子被戮死于咸阳；
• 十位公主被矺（分裂肢体）死于杜县；
• 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囚于内宫，被迫”拔剑自杀”；
• 公子高想逃跑又怕连累全家，主动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秦二世大喜，赐钱十万让他殉葬骊山；
• 秦始皇时期的旧臣、功臣被清洗殆尽，蒙恬、蒙毅兄弟先后被杀，许多与赵高有怨的官员被处死。
这种对自己家人和先帝旧臣的血腥屠杀，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李建成、李元吉两人，已经被后世唾骂了一千多年；而秦二世一次就杀了二十多个兄弟姐妹，其中还有十位公主被分裂肢体而死，其残暴程度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变本加厉地大兴土木、横征暴敛。 秦二世说：”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既然当了皇帝，就应该尽情享乐。他在秦始皇修阿房宫、骊山陵的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征发徭役，继续修建阿房宫；同时征发五万勇士屯卫咸阳，让他们学习射御，还要豢养大量狗马禽兽，咸阳的粮食不够吃，就下令各郡县向咸阳运送粮草，运粮的人要自带干粮，咸阳三百里内不得吃这些粮食——这种政策完全是倒行逆施，把百姓推到了死亡的边缘。
秦二世上台后，”用法益刻深”——法律比秦始皇时期更加严酷。原来秦法虽然严苛，但还有一定的标准；秦二世和赵高改法之后，更加任意诛杀、随意定罪，”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大臣劝谏的就按诽谤治罪，大官们只求保住俸禄苟且偷安，老百姓更是战战兢兢、人人自危。
第三件事，赵高指鹿为马，独揽大权。 赵高在帮助秦二世坐稳皇位之后，开始一步步架空秦二世，自己独揽大权。他首先劝秦二世：”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皇帝年轻，不一定什么事都懂，如果天天上朝听政，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就会被大臣看轻，不如深居宫中，不见大臣，什么事都由赵高来汇报处理。秦二世一听正中下怀，乐得躲在后宫享乐，从此”公卿希得朝见，事皆决于赵高”。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赵高设计陷害李斯，诬陷李斯与儿子李由谋反。李斯被下狱，受尽酷刑，被迫认罪；这年七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夷三族。李斯临刑前对他的二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我想再和你一起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去追兔子，还能做到吗？父子相对痛哭。这个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位极人臣的法家丞相，最终落得如此下场，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也成为法家”刻薄寡恩”体制的悲剧注脚。
李斯死后，赵高升任中丞相（因为他是宦官，可以出入宫中，故称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为了试探群臣的态度，赵高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闹剧——指鹿为马：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赵高把一头鹿献给秦二世，说这是马。秦二世笑着说”丞相搞错了吧，怎么把鹿说成马？”问左右大臣，有的沉默不语，有的说是马以讨好赵高，有的实话实说是鹿。赵高事后暗中把所有说是鹿的大臣都借故严办了，从此群臣都更加畏惧赵高，没有人敢说他的不对。
指鹿为马这个事件，标志着秦帝国的政治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地步——一个堂堂丞相，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公开指鹿为马，用这种方式筛选异己、逼迫群臣站队，而皇帝居然对此毫无办法，百官更是人人自危。这样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政权，怎么可能不灭亡呢？
第四件事，闭目塞听，拒绝承认叛乱的严重性。 陈胜起义爆发后，消息传到咸阳，秦二世召集博士儒生询问情况。有三十多个博士说：”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这是造反，罪该万死，请陛下赶紧派兵镇压。秦二世一听”反”字就勃然大怒，脸色都变了。叔孙通（后来汉朝的大儒，为汉朝制定礼仪）一看不对，赶紧上前说：”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哪里有什么造反！这不过是一群小偷小摸的盗贼罢了，让郡守、郡尉抓起来治罪就行了，不值得担忧。秦二世听了非常高兴，给叔孙通赏赐了二十匹帛、一件衣服，还拜他为博士；而那些说是”反”的人，都被秦二世下狱治罪。
叔孙通出来后，其他儒生问他：”先生何言之谀也？”——你怎么说那么谄媚的话？叔孙通说：”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赶紧逃回薛地，后来投奔了项梁。
秦二世的这种态度，极大地延误了镇压起义的时机——他宁愿相信天下太平，一切不过是”群盗”，也不愿意承认真的有人造反。直到陈胜的部将周文率领几十万大军打到了戏（今陕西临潼东，距离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秦二世才如梦初醒，慌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
五、天下苦秦久矣：秦末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到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的时候，秦帝国的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天下苦秦久矣”——这是陈胜、刘邦、项羽、武臣、韩信等几乎所有反秦人物共同的口头禅，也是当时全天下人共同的感受。秦的暴政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来具体分析。
第一，徭役繁重，民不聊生。 如前所述，秦统一后每年征发的徭役不下三百万人，占全国成年男子的一半以上。而且徭役的负担极其沉重，服役地点往往距离家乡数千里，沿途要自带粮食，很多人在服役途中就累死、病死、饿死了。《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说：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这个”三十倍于古”的说法虽然有夸张，但秦代徭役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时期之一。
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中的徭律、戍律也证实了这一点。按秦律，成年男子每年要服一个月的”更卒”徭役（在本郡县服役），一生中要服两年的”正卒”兵役（一年在京师或地方军队，一年戍边）。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个法定标准远远满足不了秦始皇修宫室、筑陵墓、建长城、戍五岭、修驰道的庞大需要，政府经常超期征发、超额征发，很多人戍边期满了也回不来，”死者相望”。
更重要的是，秦的徭役征发非常不合理——陈胜吴广他们是被征发去渔阳（今北京密云）戍边的，从阳城（今河南登封）到渔阳往返数千里，路上要走几个月；而楚地距离北方边境最远，楚地的戍卒负担最重，”秦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去，逃亡者甚多，秦律又对逃亡者处罚极重——这直接导致了陈胜吴广起义。
第二，赋税沉重，百姓困苦。 秦代的赋税主要有田租（土地税）、口赋（人头税）、杂税三种。田租征收多少？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从董仲舒”收泰半之赋”（收取三分之二以上的收成）的说法来看，税率极高。口赋是按人头征收的钱，每人每年要缴一百二十钱（后来汉代算赋最初也是这个标准，但汉文帝后降到四十钱），对普通农民来说是极大的负担。加上地方官吏额外摊派、中饱私囊，百姓的实际负担还要更重。
除了田租口赋，还有盐铁官营带来的高价——秦统一后实行盐铁官营，盐和铁器价格暴涨，农民买不起铁器，耕作困难；买不起盐，身体虚弱，生产能力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秦法严苛，轻罪重罚。 法家治国，强调”以刑去刑”——用重刑来威慑百姓，让他们不敢犯罪。结果就是秦法极为严苛，刑罚种类繁多且极其残酷：死刑有腰斩、车裂、枭首、弃市、族诛、具五刑（先黥、劓、斩左右趾，再笞杀、枭首、菹骨肉于市）等；肉刑有黥（脸上刺字）、劓（割鼻子）、斩左趾/右趾（砍脚）、宫刑等；徒刑有城旦舂（男筑城、女舂米，四年刑）、鬼薪白粲（男为宗庙砍柴、女为宗庙择米，三年刑）、隶臣妾（罚作官府奴婢）等；还有连坐、收孥（一人犯罪，妻子儿女没为官奴婢）等制度。
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给我们提供了秦律的第一手资料。睡虎地秦简中有《徭律》《戍律》《法律答问》《封诊式》等多种法律文献，从中可以看到秦律确实非常细密、非常严苛。比如：
• “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迟到三到五天斥责，六到十天罚一个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副甲。这是《徭律》中对服徭役迟到的处罚，看起来不算太重；但是——陈胜吴广是去戍边，适用的是《戍律》，处罚要重得多；而且陈胜吴广是”皆次当行”的闾左贫民（闾左是里门左边的贫弱户，按规定本来不用服役，秦二世时”发闾左”，已经突破了常规），加上秦二世时期”用法益刻深”，法律更加严酷，所以才会出现”失期，法皆斩”的情况。
睡虎地秦墓的墓主喜是秦代的一个基层司法官吏，他的墓葬中随葬了大量法律文书，说明他对秦律极为熟悉和重视。但就是这样一个秦体制内的基层官吏，他的随葬竹简中也透露了秦法的一些问题——比如法律条文过于繁杂，”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普通人根本无法了解全部法律，很容易因不知法而犯法；连坐制度让无辜者受牵连，极大地制造了社会恐怖。
第四，文化高压，士人离心。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采纳李斯建议，下令”焚书”——除了秦国的史书（《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诸子百家的典籍（尤其是《诗》《书》和六国史书）一律限期交官府焚毁；有敢私下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想要学习法令的，以吏为师。
第二年（前212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侯生、卢生等方士为秦始皇求仙药不得，逃亡前批评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秦始皇大怒，派御史追查在咸阳的诸生，诸生互相告发牵连，最后坑杀了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
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浩劫，大量先秦古籍因此失传，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得罪了士人阶层——士人原本是各国统治的重要支柱，他们掌握文化知识，在地方上有巨大影响力；秦的焚书坑儒政策把整个士人阶层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后来反秦起义中，儒生、士人纷纷加入各路反秦势力，范增、张良、陈平、郦食其、叔孙通等人都为反秦和楚汉战争出谋划策，这与秦的文化高压政策有直接关系。
第五，六国遗民的故国之思。 秦虽然在军事上统一了六国，但六国遗民在心理上并不认同秦的统治，尤其是齐、楚、赵等大国的遗民，对故国仍有深厚感情。项羽、张良、张耳、陈馀、魏咎、田儋等六国贵族后裔一直在暗中活动，等待复国时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在楚地广为流传，正是这种故国之思的集中体现。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到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的时候，秦帝国已经是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上层，秦二世昏庸、赵高专权，统治集团内部自相残杀；中层，官吏人人自危，郡县统治动摇；下层，百姓在沉重的徭役赋税和严酷的法律下无法生存，随时可能揭竿而起；外部，六国遗民心怀故国，反秦势力暗中积蓄力量。整个帝国从外到内、从上到下，已经没有一个稳定的支柱，只差一个导火索，就会全面崩溃。
这个导火索，就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那一声怒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六、骊山陵与阿房宫：耗尽天下的大工程
在秦代所有的大工程中，骊山陵和阿房宫是最著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两项，它们直接消耗了秦帝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秦帝国的国力和秦始皇的野心。
骊山陵是秦始皇的陵墓，从秦始皇即位开始（前247年）就开始修建，直到秦始皇死（前210年）、秦二世继续修到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前209年）才被迫停工，前后历时38年，动用人力最多时达七十余万人。
骊山陵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陪葬品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经过现代考古勘探，我们已经知道：
• 骊山陵封土高约五十余丈（约115米，两千多年水土流失后现存约76米），封土底部周长约2.5公里；
• 陵园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周长3.8公里，外城周长6.3公里；
• 陵墓地下”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墓室深挖到地下泉水之下，用铜加固椁室，里面装满了奇珍异宝，有机关弩箭防盗，用水银做成江河大海的模型（现代考古探测确实发现骊山陵封土下有极强的汞异常，证实了这段记载的可靠性），用人鱼膏（鲸鱼油）做长明灯；
• 兵马俑坑只是骊山陵众多陪葬坑中的一个，目前已发现的陪葬坑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石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等数百座。
1974年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震惊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三个兵马俑坑共出土陶俑、陶马八千余件，战车百余乘，兵器数万件，陶俑身高1.8—1.9米，每个俑的面部表情、发型、服饰都各不相同，千人千面，是秦代手工业水平和军事实力的真实写照。这还仅仅是一个陪葬坑，整个骊山陵的规模和奢华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阿房宫是秦始皇计划修建的新朝宫，位于渭水南岸（今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一带）。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因为咸阳人多、先王宫廷太小，秦始皇决定在渭水南岸上林苑中营建新的宫殿，”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阿房宫前殿东西宽约690米，南北长约115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上面可以坐一万人，下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大旗。整个阿房宫规划极其宏大，”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阁道从殿下一直通到终南山，以终南山山顶为门阙；还要修复道渡过渭水连接咸阳。
但阿房宫其实并没有完全建成。秦始皇时期只修了前殿和部分基础，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续修建，还没修完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工程被迫停工。项羽入关后，”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历代都传说项羽烧了阿房宫，但现代考古发现阿房宫遗址并没有大规模火烧的痕迹，而秦咸阳宫遗址确实有大面积红烧土，说明项羽烧的是咸阳宫，不是阿房宫。阿房宫本身就没建成，不存在被烧的问题——这是一个已经被考古证实的重要史实纠正，我们后面写到咸阳之封时还会详细讨论。
骊山陵和阿房宫两项工程，长期动用七十余万人，这是什么概念？秦统一时全国总人口约两千万，七十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3.5%，相当于现在中国举全国之力动员四千五百万人去修一个皇帝的宫殿和陵墓，这个比例是惊人的。这还不包括修长城、戍五岭、修驰道、运粮草的人力，秦帝国对民力的使用，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
这七十万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刑徒”——也就是触犯秦律被判刑的人，骊山陵考古中发现了大量带刑具的人骨，说明许多修陵人是戴着刑具劳动的罪犯；但其中也有大量普通服役的农民、手工业者，他们名义上是服徭役的自由民，实际上的处境和奴隶差不多。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下令”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后宫没有生育的妃嫔全部殉葬；又怕修陵的工匠泄露墓室中的机关秘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把所有参与修建墓室的工匠全部封闭在墓中活活闷死。这种做法，极其残暴，也反映了秦帝国反人民的本质。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周文率大军打到戏，秦二世慌忙采纳章邯的建议，大赦天下，赦免骊山刑徒和奴产子，把他们临时武装起来，由章邯率领去镇压起义军——这支由骊山刑徒组成的军队，后来成为秦末镇压农民起义最凶悍的力量，先后打败了周文、田臧、陈胜、项梁等多路起义军，直到巨鹿之战才被项羽击败。七十万骊山刑徒，这本身就说明秦帝国有多少人被关押、被判刑、被奴役——这七十几万刑徒就是七十几万个不满秦统治的火种，一旦被释放武装起来，他们的战斗力虽然强大，但本质上是秦的敌人，一旦机会合适就会溃散。章邯军的最后投降，与此不无关系。
七、秦帝国的军事力量：外重内轻的布局
秦为什么能统一六国？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陈胜起义之后，为什么秦帝国在关东的统治迅速崩溃，几个月内就丢失了崤山以东的大部分地区？这与秦帝国军事力量的布局有直接关系——秦统一后，军事部署呈现出典型的”外重内轻”特点，重心在南北两个边境，而内地（尤其是关东六国故地）兵力非常空虚。
秦统一后的军队主要有三大集团：
第一，北方边防军（上郡军团），约三十万人。 由蒙恬率领，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河套地区），修筑长城，”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这支军队是秦帝国最精锐的野战部队，长期驻守在北部长城沿线，是秦的主力军团。蒙恬被赐死后，这支军队由王翦的孙子王离接管。陈胜起义爆发后，王离率其中一部分（大约二十万）东渡黄河，进入赵地镇压起义军，后来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全歼。
第二，南方征伐军（岭南军团），约五十万人。 由屠睢（后任嚣、赵佗）率领，南征百越，统一岭南。这支军队人数虽多，但成分复杂，有大量”逋亡人、赘婿、贾人”（逃亡者、上门女婿、商人——这些人在秦代属于优先征发的”低等人”），而且长期驻守岭南，与当地越人融合。中原大乱之后，南海尉任嚣病重，嘱咐龙川令赵佗”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赵佗随即诛杀秦所置长吏，封锁关隘，聚兵自守，后来自立为南越武王，根本没有回师救援关中。所以岭南这五十万大军，在秦末战争中完全置身事外，没有参与中原战事。
第三，关中宿卫军和地方郡县兵，人数不多。 秦在关中地区有一些宿卫部队（卫尉掌管的皇宫宿卫、中尉掌管的京城戍卫、郎中令掌管的皇帝侍从），总数加起来不过几万人；各郡县有少量地方兵，由郡尉、县尉统领，主要负责地方治安，人数少且分散，战斗力也不强——因为统一之后秦”销天下之兵”，收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铸成十二金人，民间兵器被收缴，地方郡县的武器储备也不多。
这样一来，秦帝国的军事布局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当：三十万主力在北方长城，五十万大军在岭南，而关东六国故地方圆数千里、人口上千万，却几乎没有强大的野战部队驻守。各郡县只有少量治安部队，面对突然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根本无力抵抗；郡守、县令要么被杀、要么投降、要么自己也起兵反秦，所以陈胜起义才能”伐无道，诛暴秦”，短短几个月内就席卷关东。
等周文大军打到戏，秦二世才发现无兵可用——关中宿卫只有几万人，根本挡不住几十万起义军；北方军队回援需要时间，南方军队根本指望不上。这时候少府章邯提出了一个紧急方案：”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来不及征发附近各县的兵了，骊山刑徒很多，请赦免他们，发给武器让他们去迎敌。秦二世立即大赦天下，章邯率领这支临时拼凑的骊山刑徒军团出战，居然大败周文，一路追杀出函谷关，然后连续击败田臧、陈胜、项梁等多路起义军，这说明秦军的军事素质确实强，即使是临时武装的刑徒，在优秀将领章邯的统帅下也能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
但章邯这支军队的性质是临时的，成分复杂（刑徒、奴产子为主），其凝聚力和忠诚度远不如正规军；加上赵高在朝廷中猜忌功臣，章邯在前线打了胜仗赵高猜忌，打了败仗赵高要追究责任，章邯”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处境极其艰难，最终在内外交困下率二十万秦军投降项羽，被项羽坑杀于新安——这是后话了。
总结来说，秦帝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布局严重失衡，外重内轻，主力远在南北边境，关东腹地空虚；加上秦二世、赵高的昏暴统治，军队指挥系统失灵，优秀将领（如蒙恬、蒙毅）被清洗，导致秦帝国在农民起义爆发初期完全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等章邯临时组织军队镇压时，天下已经大乱，局势已经不可挽回。
八、秦帝国的速亡：历史的教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投降刘邦，秦王朝作为统一王朝只存在了短短15年（前221—前207年）。如果从秦始皇称”始皇帝”算起，到秦二世而亡，秦朝只有14年；如果算到子婴投降，是15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王朝中是最短命的之一。
一个如此强大的帝国，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崩溃？这是两千年来无数历史学家、政治家反复讨论的问题。
贾谊在《过秦论》中给出的经典答案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夺取天下和守住天下需要不同的方法，秦用打天下的法家高压手段来治天下，不施仁义，所以迅速灭亡。
陆贾对刘邦说：”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商汤周武以武力取天下，但以仁义守天下；秦一味靠刑法不变，所以灭亡了。如果秦统一天下后行仁义，你怎么能得到天下呢？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灭秦的是秦自己，不是天下人。
总结历代的讨论和现代史学研究，秦速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马上得天下”后没有及时转型，军国主义体制无法适应和平时期治理。 法家的高压统治、强制动员、严刑峻法在战争年代是有效的，可以最大限度集中人力物力用于战争；但和平年代继续沿用这套体制，没有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必然激起反抗。
第二，滥用民力，徭役赋税远超社会承受极限。 修长城、戍五岭、建阿房、修骊山、筑驰道，几项大工程连年征发，数百万人脱离生产，社会再生产无法维持，百姓无法生存，只能铤而走险。
第三，法律严酷，过度压迫。 轻罪重罚，连坐牵连，把大量人民变成罪犯、刑徒，制造了庞大的对立面。”赭衣塞路，囹圄成市”——道路上全是穿囚服的罪犯，监狱里人满为患像集市一样，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稳定。
第四，统治集团内耗，自毁长城。 沙丘之变后，秦二世和赵高杀光了秦始皇的子女和大部分忠臣良将，蒙恬、蒙毅、李斯、冯去疾、冯劫等能臣良将或被杀、或自杀，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章邯等在外将领也因猜忌而投降。”指鹿为马”式的政治，使得中枢完全失灵，无法有效应对危机。
第五，文化认同缺失，六国遗民反抗。 秦靠军事征服统一全国，但文化上没有真正融合六国遗民，焚书坑儒等政策反而加剧了文化冲突。六国遗民尤其是楚国贵族始终怀有复国之念，一有机会就起兵反秦。
秦虽然速亡了，但秦所开创的大一统制度——郡县制、中央集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被汉王朝继承了下来，所谓”汉承秦制”；汉王朝正是在吸取秦速亡教训的基础上，废除了秦的严刑峻法和过度徭役，采取”与民休息”的黄老政策，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才成就了两汉四百年的江山。
但是，在公元前209年那个七月，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时候，这一切历史的反思还没有发生。天下人只知道一件事：”天下苦秦久矣”——苦日子过够了，反了吧！项梁、项羽叔侄在吴中等待了十一年，他们的机会，终于来了。
九、本章小结
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始皇用十年时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改革，书同文、车同轨、废分封、行郡县，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体制的基础，是为”千古一帝”。但秦始皇过于急于求成，北筑长城、南戍五岭、修阿房宫、建骊山陵，过度征发民力，徭役赋税沉重，法律严苛，文化高压，为秦的速亡埋下了隐患。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平台驾崩，赵高、李斯、胡亥发动沙丘之变，赐死扶苏、蒙恬，拥立胡亥为秦二世。秦二世上台后昏庸残暴，屠杀兄弟姐妹和宗室大臣，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赵高指鹿为马、专权乱政，秦帝国政治黑暗到了极点。
到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秦帝国外强中干，军事布局外重内轻，主力在南北边境，关东腹地空虚；百姓在沉重的徭役赋税和严酷法律下无法生存，士人离心、六国遗民图谋复国，整个帝国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就是点燃这座火山的导火索。
这一年，项羽24岁。他在吴中已经等待、准备了十一年。他不会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他将成为埋葬秦帝国最关键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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