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死后，刘邦对项氏家族采取了”不株连、赐姓刘、封侯爵”的宽大政策。但这种宽大只是表面的，随着汉政权的稳固，对项羽和西楚势力的政治清算通过另一种方式展开——史书编纂中的”过项”（批判项羽）、”过秦”（反思秦亡）思潮，以及制度上对项羽遗产的选择性继承。本章将考察项羽死后项氏家族的命运，以及汉初思想界如何通过反思秦亡和项败，为新兴的汉帝国提供政治合法性和历史借鉴。
一、项氏家族的命运
项羽死后，项氏家族主要成员的命运如下：
项伯：名缠，字伯，是项羽的叔父。项伯在鸿门宴前因为与张良有旧交，夜访汉营告密，在鸿门宴上又以身翼蔽刘邦，对刘邦有救命之恩。项羽死后，项伯投降刘邦，被封为射阳侯（封地在今江苏宝应东射阳镇），赐姓刘氏。项伯于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去世，其子项睢（刘睢）因有罪不得继承爵位，射阳侯国被废除。项伯是项氏家族中结局最好的一个，但他的”背叛”行为（从项羽阵营角度看）使其在后世史书中饱受争议。
项襄：项氏族人（一说项伯之子），汉二年（前205年）在定陶被汉军俘虏后投降，后被封为桃侯，赐姓刘，官至淮南太守。其子刘舍（项舍）在汉景帝时官至丞相（前147—前143年），是项氏家族中在汉朝官做得最大的人。
项佗（项他/项它）：项氏族人，项羽时任西楚柱国，曾率军救魏，在彭城之战中为汉将灌婴俘虏。后投降刘邦，被封为平皋侯，赐姓刘，传国四世，到汉武帝时因”坐酎金”（献金助祭成色不足，汉武帝削夺诸侯爵位的常见罪名）失侯。
项庄：项羽堂弟，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主角。此后史书再无记载，可能战死在楚汉战争中。
项声、项悍、项冠：都是项氏宗族将领，在楚汉战争中先后被汉军击败，此后下落不明。
项羽的直系亲属：项羽的父亲史书无明确记载（《项氏宗谱》有项超、项渠等说法，但缺乏正史依据）；项羽有妻妾（虞姬是其中之一），但正史中没有记载项羽有儿子。因此项羽死后没有直系后代继承。
从项氏家族的整体命运看，刘邦对项氏采取了”怀柔为主、防范为辅”的政策：不杀、不株连、赐姓、封侯，但同时又在政治上消除项氏作为独立势力的可能。项氏族人封侯之后，逐渐被融入汉朝的统治集团，失去了原有的宗族独立性。到汉武帝时代，项氏后人已经完全汉化，项氏作为一个战国—秦汉之际的显赫宗族，彻底消融在刘汉帝国的官僚体系之中。
二、汉初的”过秦”与”过项”思潮
项羽死后，汉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开始系统反思秦亡和项败的教训，这就是汉初著名的”过秦”思潮。这一思潮以贾谊《过秦论》为代表，包括陆贾《新语》、贾山《至言》等重要政论。
陆贾《新语》：陆贾是刘邦身边最重要的儒生之一，他经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刘邦骂他：”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后面有惭色，让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于是著《新语》十二篇，总结秦亡教训，主张”行仁义、法先圣”，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贾谊《过秦论》：贾谊（前200—前168年）是汉文帝时期最杰出的政论家，他的《过秦论》是汉初反思秦亡最深刻的作品。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一个陈胜发难，强大的秦朝就土崩瓦解，为什么？他的答案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因为秦朝不施仁义，攻取天下和守住天下需要不同的方法，但秦统一天下后仍然用严刑峻法统治，所以速亡。
贾谊虽然主要论秦，但他的分析同样适用于项羽——项羽也是”攻守之势异也”：攻取天下时靠武力可以，但守天下时需要行仁义、施仁政，而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最终也是因为”仁义不施”而败亡。
贾山《至言》：贾山在汉文帝时上书《至言》，以秦为喻，分析治乱之道，提出”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同样强调”行仁义”的重要性。
在反思秦亡的同时，汉初思想家也在总结项羽失败的教训。但与”过秦”的系统论述相比，”过项”的论述比较零散，主要观点散见于《史记》《汉书》及群臣的言论中，核心观点包括：
• 项羽”背约”——不遵守”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
• 项羽”杀义帝”——弑君篡位，政治上丧失道义；
• 项羽”暴虐”——坑秦卒、屠咸阳、残灭齐地，失去民心；
• 项羽”刚愎自用”——不任贤才、不用范增；
• 项羽”都彭城”——放弃关中四塞之地，战略失误；
• 项羽”不学无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兵法不肯竟学。
这些观点，后来被司马迁综合进《史记·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中，成为两千年来评价项羽的主流观点。
三、《史记》对项羽的记载与评价
司马迁的《史记》是记载项羽事迹最权威、最完整、最生动的史书。《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记载帝王的体例），与秦始皇、汉高祖并列，充分肯定了项羽在秦末汉初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司马迁年轻时游历天下，到过淮南、会稽、彭城、下相等与项羽有关的地方，采访过当地老人，收集了大量关于项羽的第一手资料。因此《项羽本纪》中的记载不仅来源于官方档案，也来源于民间口述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史记·项羽本纪》的写作特点有三：
一是生动传神的叙事。 司马迁善于用细节刻画人物，如项羽年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观秦始皇南巡时”彼可取而代也”、鸿门宴上樊哙闯帐、霸王别姬时的”虞兮虞兮”、乌江边上的”天之亡我”、”无颜见江东父老”——这些细节使项羽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二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司马迁既肯定项羽的历史功绩——”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又批评项羽的错误——”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三是强烈的悲剧色彩。 司马迁本人因为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对悲剧英雄有深刻的同情。他写项羽，笔端常带感情——写巨鹿大捷时笔力万钧，写霸王别姬时慷慨悲凉，写乌江自刎时沉郁顿挫，整篇《项羽本纪》具有浓厚的悲剧美学色彩。可以说，项羽能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动人的英雄形象，与司马迁这支如椽大笔是分不开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写《史记》时，汉朝已经建立了近百年，”汉为正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史记》对项羽的记载虽然力求客观，但在政治立场上仍以”尊汉”为主导——项羽的一些优点被淡化（如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改革尝试），缺点被放大（如他的残暴、刚愎），这是任何”胜利者写的历史”都难以避免的。
四、”过秦”思潮对汉初政治的影响
“过秦”（包括”过项”）思潮不仅是学术讨论，更是直接影响汉初政治决策的思想资源。汉初统治者以秦亡和项败为鉴，采取了一系列与秦、项不同的政策：
经济上，休养生息。 秦和项羽都”极武”——秦朝修长城、建阿房、戍五岭，徭役繁重；项羽楚汉相争五年，天下残破。汉初接受教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汉高祖”十五税一”，减省刑罚；汉文帝”三十税一”，甚至免收天下田租十二年；汉景帝延续这一政策，形成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政治上，郡国并行。 秦朝纯行郡县，孤立而亡；项羽分封十八路诸侯，混乱而亡。汉朝采取折中方案——郡县与分封并行，既保留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又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磐石之宗”。虽然这一制度后来酿成”七国之乱”，但在汉初确实起到了稳定政局的作用。
法律上，约法省刑。 秦朝”专任刑罚”，法网严密，赭衣塞路；项羽在战争中也有大量屠城暴行。汉初废除秦的苛法，萧何作《九章律》，文帝时废除肉刑、废除连坐法，刑罚大省。
思想上，黄老无为。 汉初以黄老之学（道家思想）为指导，主张”无为而治”——政府不扰民、不折腾，让社会自然恢复生机。这与秦朝的”法家高压”和项羽的”武力征伐”形成了鲜明对比。
民族政策上，和亲匈奴。 秦对匈奴采取进攻政策（蒙恬北击匈奴），项羽与中原诸侯争战无暇北顾。汉初国力衰弱，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公主、财物换取和平，避免大规模战争，为国内恢复争取时间。
这些政策，都是汉初统治者深刻反思秦亡项败教训后做出的选择。历史证明，这些选择是正确的——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国力达到鼎盛，”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五、对项羽的”政治妖魔化”与”民间同情”
汉初官方对项羽的评价以批判为主，因为汉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所归”，必须将项羽塑造成”失道寡助”的反面典型。但在民间，对项羽的同情和怀念从未消失。
这种民间同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地域认同：项羽是楚人，楚地百姓（尤其是项羽活动过的江东、淮北、彭城一带）对项羽有深厚的地域认同感，项羽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被不断神化。
• 英雄崇拜：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符合民间对”好汉”、”英雄”的想象。民间崇拜的不是政治家项羽，而是战神项羽、好汉项羽。
• 悲剧爱情：霸王别姬的故事是中国民间最动人的爱情传说之一，人们为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对项羽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官方的”政治批判”和民间的”情感同情”，构成了后世项羽形象演变的两条主线——在正史和政论中，项羽是”反面教员”；在诗词、戏剧、小说和民间传说中，项羽是”悲剧英雄”。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两千年来中国人对项羽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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