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于汉元年（前206年）四月结束戏下分封，还都彭城，满以为天下就此太平，列国各安其位。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后，他自己亲手奠定的政治秩序，就在齐地首先裂开了口子。这道裂痕从齐地开始，迅速蔓延至赵、燕、三秦、梁地，短短八个月之间，天下复归大乱，将项羽从霸主的宝座上拖回了战场。田荣、陈馀、彭越的反楚联盟，与项羽对叛乱反应的迟缓、残暴与战略失策，共同构成了西楚霸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
一、齐地三王与田荣之怨
项羽在戏下分封时，将齐地一分为三：以田都为齐王，都临淄；以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以原齐王田巿（田荣所立）改封胶东王，都即墨。这一分封方案，表面上是遵循”从入关者王之”的原则——田都、田安都曾率军随项羽救赵入关，而田荣则因为”数负项梁”、不肯将兵从楚击秦，被项羽故意排除在分封之外。
然而这一分封方案的政治风险是显而易见的。齐地自春秋以来便有独立的政治文化传统，田氏代齐之后，田氏宗族在齐地经营数百年，盘根错节。田荣是田儋之弟，田儋在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反秦，自立为齐王，是齐地最早的反秦力量。田儋救魏战死于临济之后，田荣收其余兵走东阿，又在项梁帮助下击败章邯，可谓齐地反秦的实际领袖。田荣不封，而封其麾下的两个将领田都、田安，这在齐地士民眼中，无异于”以仆代主”，必然激起强烈反抗。
项羽之所以敢于做此安排，根本原因是他低估了田荣在齐地的威望与实力。项羽和田荣之间的积怨由来已久：早在项梁时代，田荣就因为楚国收留田假（田儋的从弟，在田儋死后被齐人立为齐王）而与项梁反目，拒绝出兵共击章邯，间接导致了项梁定陶之败。项羽对此怀恨在心，分封时特意不封田荣，本意是惩罚他的”负约”，却没有想到，他惩罚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齐地田氏宗族的核心力量。
项羽在分封时还有一个重大失策：他把原齐王田巿改封到胶东。田巿本是田荣所立，田荣不封，田巿本应留在田荣身边。但田巿畏惧项羽，不敢违命，悄悄跑到即墨就国。田荣闻之大怒，认为田巿背叛自己，于汉元年五月（前206年6月）发兵击田都，田都兵败逃奔楚国。田荣又扣留田巿，不让他去胶东。田巿的部下对田巿说：”项王强暴，而王当之胶东，不就国，必危。”田巿恐惧，私自逃到即墨。田荣得知后更加愤怒，于六月追杀田巿于即墨，又还攻博阳的济北王田安，七月杀田安。至此，项羽所封的齐地三王，两死一逃，田荣尽并三齐之地，自立为齐王。
田荣叛楚，是戏下分封之后的第一起重大叛乱。这一叛乱暴露了项羽分封方案的根本缺陷：他的分封完全以军功（从入关者）和个人恩怨为标准，忽视了六国旧贵族在各地根深蒂固的宗族势力与地方威望。他以为一纸封诰就能改变各地的权力格局，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统治地方的不是印绶，而是宗族、地盘与军队。
二、彭越、陈馀与反楚大联盟的形成
田荣并三齐之后，自知项羽必然来攻，于是积极联络各路对项羽分封不满的势力，结成反楚联盟。他首先联络的是彭越。彭越是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人，在巨野泽中为群盗，陈胜起义后聚众起兵，秦亡时已有万余人马，但因未随项羽入关，又不属于任何旧国系统，未被分封，所部无所归属。田荣主动派人赐彭越将军印，令其反于梁地（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东部）。彭越受命后，于汉元年七月击破项羽派来的萧公角军，成为项羽腹心之患。
田荣联络的第二股力量是陈馀。陈馀与张耳本是刎颈之交，两人共同拥立赵王歇，在巨鹿之战前是赵国的核心力量。但巨鹿之战中，张耳责怪陈馀不肯出兵相救，陈馀一怒之下解下将印，率数百人渔猎于河上泽中，因此未随项羽入关。项羽分封时，因陈馀素有贤名，又闻其在南皮（今河北南皮北），便把南皮周围三县封给他为侯，而以张耳为常山王，王赵地，将原赵王歇改封为代王。陈馀闻之大怒，说：”张耳与馀功等也，今张耳王，馀独侯，此项羽不平！”于是派使者张同、夏说联络田荣，请求田荣出兵相助，共击张耳。田荣正欲结党树援以抗楚，立即答应陈馀的请求，派兵助陈馀。陈馀尽发三县兵，与齐军共袭常山王张耳，张耳兵败，于汉二年十月（前206年11月）逃奔汉中投刘邦。陈馀击败张耳后，迎回赵王歇于代，复立为赵王；赵王歇立陈馀为代王，号”成安君”，留为赵相辅佐赵王。
与此同时，燕地也发生了内乱。项羽封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而将原燕王韩广改封为辽东王。韩广不肯徙辽东，臧荼于汉元年八月击杀韩广于无终，并王其地。
短短五个月之间，从齐地到燕赵，项羽的分封秩序已经千疮百孔。田荣并三齐、陈馀夺赵、彭越乱梁、臧荼并辽东、韩广被杀，项羽所封十八路诸侯，几乎一半陷入了战乱。这说明项羽分封的”军功原则”遇到了”旧贵族原则”的顽强抵抗：六国旧地的权力格局，不是一纸军令就能改变的，那些被项羽冷落或迁封的旧势力，必然会用武力夺回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
三、项羽东征与田荣之死
面对齐、赵、梁地的连锁叛乱，项羽最初的反应是派出将领征讨，而非亲征。他首先派萧公角率军击彭越，结果被彭越击败。这时，项羽得知一个更加震惊的消息：刘邦已于汉元年八月（前206年9月）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三秦，章邯被韩信击败于陈仓，退守废丘；司马欣、董翳先后降汉。短短一个月之间，关中除废丘孤城之外，已尽归刘邦所有。
天下形势急转直下。项羽此时面临一个两难抉择：是先北击齐地田荣，还是先西击关中刘邦？他自己坐镇彭城，西方、北方同时起火，必须决定先打哪一头。
这是一个决定项羽命运的战略抉择。项羽最终选择了先齐后汉。他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地理距离看，齐地距离彭城最近，田荣叛乱直接威胁西楚本土安全。齐地与西楚的东海郡、薛郡接壤，田荣如果南下，可以直取彭城。而关中距彭城有千里之遥，刘邦即使占据三秦，出关入中原尚需时日。
第二，从个人恩怨看，项羽对田荣的怨恨远甚于刘邦。田荣、田氏兄弟与项氏的积怨从项梁时代就已开始，田荣屡次”负约”，是项羽分封时重点惩罚的对象；而刘邦虽然先入关中，但在鸿门宴上已经俯首称臣，被封汉王，项羽当时认为刘邦不足为患。
第三，从政治声望看，田荣是第一个公开打出反楚旗号的诸侯王，若不先灭田荣，其他诸侯将纷纷效仿，西楚霸主的威信将荡然无存。项羽视田荣为叛乱的首恶，必须先予严惩。
基于这些考虑，项羽做出了征齐的决定。但是，这一决定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严重低估了刘邦的野心与能力，也严重低估了关中的战略价值。刘邦占据三秦之后，实际上已经恢复了秦国当年的战略地位——据关中形胜之地，东向以争天下。当年秦灭六国，就是据关中而东出；如今刘邦据关中，重演的正是秦灭六国的故事。项羽放弃先击刘邦，等于给了刘邦宝贵的时间巩固关中、收降诸侯，最终酿成大祸。
汉二年冬（前206年底至前205年初），项羽秘密命令九江王英布等人击杀义帝熊心于江中。义帝被迁于长沙郴县，项羽暗地里命令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击杀之。义帝之死，在政治上给了刘邦东伐项羽最好的口实。
汉二年正月（前205年2月），项羽亲率楚军主力北上击齐。他征召九江王英布出兵，英布称病不往，只派将领率数千人从征——这是英布与项羽离心的第一个明确信号。项羽军至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与田荣军会战。田荣军大败，退至平原（今山东平原南）。汉二年正月，平原民杀田荣，投降项羽。
田荣死后，项羽本应见好就收，安抚齐地，然后回师西向对付刘邦。但项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他在齐地采取了极端残暴的报复手段：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这种烧杀抢掠的政策，激起了齐地人民的强烈反抗。田荣之弟田横收集散兵数万人，反于城阳，与项羽对抗。项羽连战不下，被拖在齐地无法脱身。
项羽在齐地的军事行动，是他一生中最典型的战略失败之一。他用纯军事思维处理政治问题，以暴易暴，不仅没有平定齐地，反而使齐地的反抗更加激烈。楚军主力被拖在齐地数月，给了刘邦出关东进的绝佳时机。后来刘邦列项羽十大罪状，其中”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诈坑田荣降卒”、”强杀义帝”等，都是这一时期项羽暴行的记录。
四、还定三秦——刘邦的反攻
在项羽被拖在齐地的同时，西方的刘邦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东进计划。刘邦被封汉王之后，于汉元年四月率三万人入汉中，听从张良之计，烧绝栈道，以示项羽无东还之意。但仅仅四个月之后，刘邦就在韩信的建议下，决策东还。
韩信，淮阴人，少时家贫，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曾受胯下之辱。项梁渡淮时，韩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后，又属项羽，为郎中，数次以策干项羽，项羽不用。刘邦入蜀时，韩信亡楚归汉，后经夏侯婴、萧何数次推荐，刘邦在萧何力保下，于汉元年七月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韩信为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
韩信拜将后，对刘邦分析天下形势，指出项羽的十大弱点和刘邦的优势：项羽”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将相，又迁逐义帝置江南，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韩信断言：项羽”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他建议刘邦”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章邯、司马欣、董翳）为秦将率秦子弟数年，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羽诈坑秦卒二十余万，唯独章邯、司马欣、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而大王入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因此韩信断言：”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刘邦听完韩信的分析，大喜，自以为得韩信晚。汉元年八月（前206年9月），刘邦用韩信之计，从故道（陈仓道，今陕西宝鸡西南）出兵，袭击雍王章邯。章邯仓促迎战于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被汉军击败；再战于好畤（今陕西乾县东），又败，退守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刘邦遣诸将略地，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先后投降。不到一个月，关中除废丘孤城之外，已尽为汉有。刘邦在关中设置渭南、河上、上郡，又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吕后于沛。项羽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今河南太康），不得前。
汉二年十月（前205年11月），河南王申阳降汉，置河南郡；韩王昌（项羽所封）不降，韩信击破之，更立韩王信（与大将军韩信同名，为韩襄王之后，称韩王信）。刘邦还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北），建立宗庙社稷。至汉二年三月（前205年4月），刘邦已完全占据关中、河南、河东之地，西魏王魏豹降汉，虏殷王司马卬，置河内郡。短短七个月，刘邦从汉中一隅之地，发展成为据有关中、关东河南河内河东数郡、拥兵数十万的强大势力。
五、为义帝发丧——刘邦的政治攻势
汉二年三月（前205年4月），刘邦南渡平阴津（今河南孟津北），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拦路向刘邦进言，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
董公的建议，点出了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最关键的政治武器——义帝之死。义帝熊心虽无实权，但名义上是天下共主，是项羽亲手所立的”义帝”。项羽放逐并暗杀义帝，在政治上是极大的失策，等于给了刘邦一个”为义帝发丧、讨伐弑君之贼”的完美口实。
刘邦立即采纳董公之策，亲自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然后发使告诸侯：”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这篇檄文是楚汉战争中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它把刘邦的东伐，从诸侯之间的争权夺利，升华为”讨逆复仇”的正义战争；把项羽定位为”弑君之贼”、”天下之贼”，在政治道义上置项羽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从此之后，刘邦每与项羽对阵，都要列数项羽”弑义帝”、”负约”、”残暴”等十大罪状，在舆论上始终占据主动。这是刘邦政治才能远胜项羽的鲜明体现——项羽只懂军事，不懂政治；刘邦懂军事，更懂政治。
当刘邦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大张旗鼓地准备东伐彭城之时，项羽还被拖在齐地与田横苦战。他听说刘邦已经东进，但”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他想先把齐地彻底平定，再回师对付刘邦。这一战略犹豫，让刘邦获得了宝贵的时间。项羽的这个决定，与他此前”先齐后汉”的战略一脉相承，本质上还是军事优先思维，未能认识到政治与战略的轻重缓急。他没有想到，刘邦会在他深陷齐地之际，直捣他的都城彭城，给他致命一击。
历史的聚光灯，即将照向彭城。中国战争史上最著名、最具戏剧性的以少胜多战役之一——彭城大战，即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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